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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马宏伟等：从“清零”到“穿透”：八部门新规如何重塑虚拟资产监管格局

　　2026年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

　　我们关注到，本次《通知》是在2021年9月24日十部门发布“9·24通知”之后，时隔五年重提虚拟币监管。本次《通知》明确将“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纳入监管视野，完成了从“虚拟货币”到“现实世界资产（RWA）”的监管全覆盖。这意味着，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虚拟资产，还是将房地产、债券、艺术品等传统资产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代币化的尝试，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都将受到同等严格的审视。

　　简单来说，《通知》呈现的监管逻辑十分清晰：任何试图脱离现有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公开融资或交易的行为，无论其技术包装如何新颖，其金融本质不变，风险属性不变，因此非法属性不变。

　　虚拟货币“挖矿”持续保持高压，严禁新增、关停存量。对各类虚拟货币与RWA的发行、交易、兑换、信息中介、定价服务等，一律严格禁止、依法取缔。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互联网企业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与便利。企业登记名称与经营范围中不得出现相关字样。这几乎封堵了所有在境内开展相关业务的显性与隐性路径。

　　本次《通知》贯彻“属人管辖”的监管逻辑，对于跨境监管更为严格。针对境内主体可能采取的“出海”策略，《通知》设立了严密的防火墙：未经同意的，境内主体及其控制的境外主体不得在境外发行虚拟货币。

　　对于赴境外开展RWA相关业务，尤其是涉及外债或境内权益的，必须遵循“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规则”的原则，接受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的严格监管，并履行报批或报备程序。这实现了对监管套利的精准打击。

　　针对不同类型的虚拟资产，健全了“央地协同、条块结合”的工作联动机制，明确了责任主体，确保了监管压力能够自上而下、无衰减地传导至一线）中央层面

　　中国人民银行牵头虚拟货币相关风险防范和处置，中国证监会牵头现实世界资产（RWA）相关风险防范和处置。

　　各省级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负总责，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牵头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

　　总而言之，《通知》传递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信号：对于游离于传统金融监管之外的创新，中国的态度是“先立规矩，后谈发展”。在规矩明确之前，任何相关活动都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其刑事风险被急剧放大。

　　《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境内违法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违法为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活动均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强调“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从政策导向来看，这绝非空泛的威慑，结合我国现行《刑法》及司法实践，一旦业务活动踩中红线，相关责任人及机构可能面临刑事罪责，其严重性远超行政处罚。

　　从《刑法》规定来看，违反国家规定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均可能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因此司法机关有相当程度的裁量空间，故而该罪成为虚拟资产相关业务中最常被适用的“兜底”罪名之一。例如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万某园等非法经营案”就将一虚拟货币为媒介，实现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兑换，认定为“变相买卖外汇”，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虚拟资产相关业务若实质归属于前述行为范畴，将面临更高的刑事风险。

　　运营虚拟货币或RWA代币的集中交易场所，提供定价、撮合服务，实质上扮演了“交易所”角色。

　　通过OTC（场外交易）商、支付通道等方式，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法币与代币的兑换、清算服务。

　　该罪名的入罪门槛“情节严重”在实践中已被多次验证。一旦平台交易规模达到一定量级、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造成投资者重大损失，即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以虚拟货币、区块链、RWA项目为名实施的诈骗，是当前涉币犯罪中最常见的类型。犯罪手法包括发行毫无价值的“空气币”、伪造项目背景、操纵币价“割韭菜”、谎称有“内幕消息”或“特殊通道”等。（1）适用场景：

　　任何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投资者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购买代币或支付费用）的行为，都可能构成诈骗罪。特别是那些承诺高额回报、保本保息的代币发行（ICO/IEO）和RWA项目。

　　（2）风险要点：与普通诈骗相比，涉虚拟货币诈骗往往利用技术外衣和复杂概念，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但司法机关正日益熟悉其模式，穿透式审查成为常态。项目方宣传的“海外团队”“知名投资”若系伪造，将直接成为定罪的关键证据。

　　许多虚拟货币项目为了快速扩张用户和资金，采用了多级分销、团队计酬的模式，这与传销的组织特征高度重合。（1）适用场景：

　　要求参与者通过购买一定数量的代币（即“入门费”）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所谓“静态收益”（持币生息）和“动态收益”（拉人头奖励）的结合，是典型的传销资金盘特征。

　　是否“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是关键。如果项目本身没有实际价值或应用，纯粹依靠后入者的资金支付前入者的收益，则极易被认定为传销。即便项目有一定技术成分，若其营销模式本质上是拉人头，仍难逃此罪。

　　面向公众融资的“募资性”行为容易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罪名规制的是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承诺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的行为。虚拟货币领域的ICO、IEO以及部分RWA项目的代币发行，本质上就是一种公开融资行为。

　　项目方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发行代币，募集比特币、以太坊或法币，并明示或暗示代币未来会升值、可用于兑换权益或获得分红。这种“投资-回报”的预期，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

　　是否“向社会公开宣传”和“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是认定关键。通过社交媒体、线上路演、社群推广等方式进行的代币销售，很难不被认定为公开性、社会性融资。

　　这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升级版，也是后果最严重的“欺诈性”罪名，其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刑罚远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严厉。

　　在发行代币募集资金时，就没有打算真正运营项目，或者募集资金后并非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个人挥霍、肆意挥霍或抽逃。这是各类“跑路”项目、庞氏骗局最可能触及的罪名。

　　司法实践中，对于募集资金后逃避返还、肆意挥霍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等情形，可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一旦认定，刑期将大幅提升。

　　为上游犯罪（如毒品、贪污、金融诈骗等）所得提供虚拟货币兑换、转移、隐匿服务；运营的交易所或OTC平台明知资金来源于犯罪而仍提供交易便利。

　　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自洗钱也已单独入罪。这意味着，即使上游犯罪是本人实施，其后续利用虚拟货币转移犯罪所得的行为，也可能被数罪并罚。对于服务商而言，“明知”的认定标准在降低，合规审查义务在加重。

　　该罪是对“洗钱罪”的一个重要补充，属于更广泛的“处置性”罪名。对于不符合“洗钱罪”七类特定上游犯罪要求的其他犯罪所得（如盗窃、抢劫、普通诈骗所得），通过虚拟货币进行转移、窝藏、收购或代为销售的，就可能构成此罪。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为其提供虚拟货币钱包地址、协助兑换成法币或其它资产。

　　该罪名适用范围更广，不要求上游犯罪是特定的七类罪。在打击利用虚拟货币处理各类赃款的活动中，此罪名被频繁适用。

　　对于探索RWA业务的主体尤为重要。实际上，将实体资产（如房产收益权、应收账款）进行分割、代币化并向公众销售，其法律性质可能被认定为变相发行证券或债券。

　　未经证监会等主管部门批准，通过区块链发行代表实体资产份额或收益权的代币，并允许其公开交易流转。

　　我国对证券发行实行严格的核准制/注册制。任何具有“投资性”（期待收益）、“可交易性”（可流通）、“集合性”（来自他人共同努力）特征的金融工具，都可能被纳入证券监管范畴。RWA代币极易触碰这一红线.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这九大罪名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刑事法网，覆盖了从发行、交易、融资到技术支持的全产业链条。我们希望开展相关业务的主体一定认识到，在如此严峻的监管形势下，任何侥幸心理都是危险的。市场主体必须彻底转变思维，从“如何创新业务”转向“如何规避风险”。

　　我们认为，当前核心原则是“全面收缩，远离红线；如确有必要，寻求极有限的官方通道。”以下是具体建议：

　　1. 立即进行实质性业务终止与清退：这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选择。所谓“技术出海”“运营主体在海外”等规避手段，在《通知》的“穿透监管”原则下已基本失效。境内团队、境内用户、境内资金流任何一个要素的存在，都可能导致被认定为“在境内开展业务”。清退过程应公开透明，留存完整证据链，避免因清退不当引发件或新的民事、行政纠纷。

　　2. 重新评估所有关联业务的法律风险：不仅核心业务要停止，连带业务如社区运营、媒体宣传、技术研讨会、钱包服务等，均需重新审视。避免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提供信息中介”或“营销宣传”的行为。

　　3. 对于RWA的“特殊通道”保持极度审慎：《通知》为RWA留下了“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例外条款。这扇门极其狭窄，仅对少数具备强大国资背景、持牌金融机构资质且项目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实体开放。普通市场主体不应将此视为机会，而应视为警示——未经此路径的任何RWA尝试，非法定性更加明确。如有意探索，第一步必须是与中国证监会等主管部门进行正式、前置的沟通，在获得书面认可前，一切准备工作都应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内部讨论层面。

　　1. 彻底放弃“刚性兑付”幻想，理解“风险彻底自担”：《通知》第十九条是悬在投资者头上的另一把剑。它明确因投资相关资产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这意味着，一旦交易对手方跑路或项目失败，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主张合同有效、要求返还投资款的成功率极低。司法机关很可能依据此条认定投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相关合同无效，仅可能酌情返还本金，利息、预期收益等诉求将完全不受支持。

　　2. 主动管理存量资产，警惕流动性“猝死”：评估手中持有的虚拟资产，将其视为极高风险、流动性可能瞬间消失的资产类别。制定退出计划，并密切关注国内外交易平台的动态。监管风暴可能导致平台突然关闭提现通道或直接停止运营。

　　3. 提升鉴别能力，警惕“合规”新骗局：新一轮监管后，市场上可能会出现打着“符合中国RWA新规”“与持牌机构合作”旗号的新骗局。投资者需牢记，真正的合规路径极其稀少且公开透明，任何通过社群、私聊推销的“机会”都值得高度怀疑。

　　1. 将合规审查提升至最高级别：在承接任何涉及区块链、数字货币、资产代币化的项目前，必须进行穿透式的尽职调查。调查重点应包括：客户实际控制人与主要团队所在地、目标用户群体是否主要为境内居民、资金往来是否涉及人民币、业务实质是否涉及《通知》禁止的各类活动。应建立标准化的审查清单和拒绝流程。

　　2. 强化合同中的风险隔离与免责条款：服务协议中必须包含明确的陈述与保证条款，要求客户承诺其业务完全合法合规，不违反《通知》等任何中国法律法规。同时，应设置强有力的免责条款，约定一旦因客户业务违法导致服务商受到调查或产生损失，客户须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一切损失。这虽不能完全免除刑事风险，但在民事追偿和证明自身“非明知”状态时至关重要。

　　3. 建立内部风险预警与报告机制：一线业务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若发现客户存在疑似开展虚拟货币或RWA业务的行为，应有明确的内部渠道进行报告和风险评估。必要时，应果断终止服务，即使面临合同违约风险，其代价也远小于卷入刑事案件。

　　对于所有虚拟资产参与者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寻找漏洞，而是深刻理解并敬畏这条已经清晰划定的法律红线。刑事风险从未如此迫近且具体。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彻底拥抱合规，在现有的、持牌的金融框架内寻找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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