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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净零行动正处于关键转折期，净零行动国际合作已从框架构建迈向实质落地，尽管多边机制取得进展，但资金缺口、技术壁垒、地缘冲突及能力短板等问题仍制约合作效能。未来须通过强化气候融资、推动技术共享、构建包容性国际框架及提升治理能力确保全球在2030年前实现减排目标，并为2050年净零愿景奠定坚实基础。

　　区域与双边净零合作不断深化。一是中欧、中英合作取得进展。2015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通过伦交所发行了总值120多亿美元的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债券。如2023年，中国银行成功发行3年期6亿美元境外绿色债券，首次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持在英、法、荷等国的标杆性绿色信贷项目。同年，渣打银行为河南牧原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了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发票融资贷款，推动其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可再生能源使用。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深化气候合作。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南南合作机制，已成为全球气候资金主要提供者。海外发展研究所（ODI）指出，中国2020年当年提供的气候资金达到全球第11位，前10位均为发达国家。全球发展中心（CGD）指出，中国在2013—2021年提供了约343亿美元的气候相关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向低碳、零碳的转型进程。三是建立净零金融联盟并加强合作。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致力于推动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承诺实现净零目标，为金融机构提供统一的框架和工具，以帮助其制订科学的转型计划。其中，净零银行业联盟要求银行自愿且独立地承诺在2050年实现净零。2024年末，该组织有122家成员银行，其中118家银行已经自愿披露净零目标，76家银行已经公布了净零转型计划。

　　增进技术合作与标准协调。一是推动碳市场与标准统一。世界可持续发展标准组织（WSSO）推动全球能源与碳中和技术标准统一，并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用于碳结算。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建议，建立通用的碳信用数据模型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通过协调碳信用数据的定义、统计、报告方法等问题，提高碳市场的透明度、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加强金融标准国际协调和趋同。2023年，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多个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全球基准”，得到了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认可，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采纳和本地化实施。2024年，在中欧联合发布《共同分类目录》（CGT）基础上，中国、欧盟和新加坡正式发布共同编制的IPSF《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三是加强跨国监管政策协同。世界银行和IMF通过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帮助各国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加强气候数据与信息共享。国际社会建立了多个气候数据平台，为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资金缺口与结构性矛盾。一是气候资金兑现不足。发达国家在《巴黎协定》中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用于支持减排和适应行动。根据经合组织2024年发布的报告，直到2022年，发达国家才首次实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目标，提供了1159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且以贷款为主（占比超 7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决议中预计，到2030年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资金缺口将达到5.9万亿美元。二是资金分配不均衡。目前全球在气候融资上的成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进行清洁能源转型、实现气候目标所需要的资金量。国际能源署（IEA）报告指出，全球清洁能源领域投资仍不平衡。如人口占比20%的非洲，清洁能源投资仅占全球的2%。三是“洗绿”与可信度危机。企业“净零”承诺普遍存在模糊性，例如未涵盖范围3排放（间接排放）或依赖低质量的碳抵消项目。联合国报告指出，部分化石燃料企业以“净零”名义掩盖扩张计划。

　　地缘政治博弈、单边主义和气候行动倒退风险。一是能源安全与产业竞争。俄乌冲突加速了欧盟能源转型，但《净零工业法案》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引发贸易战。例如欧盟出台碳边境税（CBAM）以保障供应链安全，而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面临市场争夺。美欧之间绿色产业政策也存在分歧，产业政策及其单边措施引发了贸易伙伴的关切和讨论。二是南北合作存在分歧。在COP29等国际谈判中，关于气候资金出资方范围的讨论存在不同观点。基础四国等发展中国家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认为发达国家历史排放量占全球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并提供资金支持，而发展中国家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推进转型，这一立场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支持。三是气候行动政策出现倒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环境对金融机构参与气候行动联盟产生了压力。例如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高盛公司、贝莱德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退出净零银行联盟NZBA。加拿大国家银行在2025年退出了该机构。同时，个别主要经济体调整其气候政策，退出《巴黎协定》、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及辞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合主席等。

　　相关主体意识和能力存在短板。一是自愿承诺有局限性。目前多数净零目标为自愿性质，缺乏强制约束力。例如BSI调查显示，28%的企业未来12个月无减碳计划，23%对2050年目标无信心。二是实施净零行动主动性不强。如大多数地方金融机构缺乏开展净零行动的意识，有的金融机构以利润增长为导向，未能理解和落实国家减排目标，对开展净零行动的利弊知之甚少，也未将净零行动、可持续发展真正纳入其战略规划中。三是政策传导存在梗阻。银行对中小企业的影响能力更强，但中小企业不是主要碳排放机构，在大型企业缺乏净零意识或能力有限的背景下，银行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此外，一些净零活动涉及外事活动，地方金融机构以手续多、怕违规等理由，参加的积极性不高。四是政策执行与问责机制薄弱。多数国家尚在“重规划、轻落实”阶段，尚未建立清晰的阶段性减排目标和配套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基层监管部门存在监管力量分散、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缺少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也缺少对未达标主体的惩罚性措施。各国减排进展缺乏可比性和透明度，难以形成有效国际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