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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时代，中国刑事司法系统正上演一场荒诞的光盘保卫战——检察院与法院将附卷的光盘证据视为洪水猛兽，以保密防舆情等名义，对辩护律师的复制权设下重重关卡。本文通过梳理法律规范、司法实践与技术标准，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法律文本与实践操作的深层冲突，批判了以技术之名行权力之实的司法惰性。研究发现，尽管《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律师电子数据拷贝权，但司法解释的模糊地带、内部规则的任意扩张以及技术认证体系的缺失，共同构筑了一道程序正义的数字铁幕。通过比较普通法国家的成熟经验，本文提出应建立开放发现为原则、限制为例外的电子证据规则，将哈希校验等技术手段服务于权利保障而非权力管控，最终实现技术理性与程序正义的和解。

　　在2026年的中国刑事法庭，辩护律师们正面临一个颇具魔幻色彩的困境：他们可以翻阅厚重的纸质卷宗，可以摘抄密密麻麻的笔录，甚至可以拍照复印大部分书面材料，但面对一张轻如鸿毛的光盘——里面可能储存着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同步录音录像——却常常陷入看得见摸不着的窘境。这种光盘歧视现象并非孤例，而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系统性权利异化的缩影。

　　据笔者的执业经历来看，只许查阅、禁止复制已成为各地法院、检察院处理光盘类证据的潜规则。有的司法机关甚至创造性地提出三不政策：不提供复制设备、不允许自带电脑、不准许数据拷贝。

　　这种荒诞现状的形成，源于一个根本性的权力错位。在数字技术重塑证据形态的今天，司法机关将本应服务于权利保障的技术手段异化为管控工具，用保密当挡箭牌，以防泄密为尚方宝剑，在电子证据领域构筑了一道程序正义的数字柏林墙。本文将系统论证：限制辩护律师复制光盘证据的做法，不仅缺乏法律依据，更在根本上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造成了技术理性对程序正义的僭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这一规定在2012年修法时增加了电子数据拷贝的方式，标志着立法者已经意识到数字时代证据形态的根本性转变。正如学界所言，电子数据拷贝权的写入，意味着律师阅卷权从物理空间延伸至数字空间，从纸上权利升级为数字权利。

　　然而，权利的文本确认不等于权利的实践兑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第五十三条进一步规定：复制案卷材料可以采用复印、拍照、扫描、电子数据拷贝等方式。这里的电子数据拷贝表述，理应涵盖所有以电子介质存储的证据形式，包括同步录音录像光盘、监控视频U盘、手机取证数据等。但实践中，司法机关却玩起了文字游戏——将案卷材料狭义解释为纸质卷宗，而将光盘证据视为特殊证据，从而架空了律师的复制权。

　　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定位是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曾作出答复，认为讯问录音录像不属于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辩护人无权查阅、复制。这一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更是危害甚巨。

　　首先，从证据法原理看，同步录音录像是典型的过程证据，它不仅是证明讯问合法性的关键材料，更可能蕴含被告人供述自愿性、侦查人员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重大程序性事实。将其排除在证据材料之外，无异于掩耳盗铃。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批复指出：侦查机关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不属于依法不能公开的材料，辩护律师提出复制要求时，原则上应准许。这一批复虽未形成正式司法解释，但其法理精神清晰可见。

　　其次，从比较法视角看，普通法国家普遍将录音录像视为书证的一种。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将任何形式的书面材料或其他介质包括以电子形式存储的信息纳入证据范畴。英国《证据法》更是明确规定，视频记录属于可向辩护方披露的证据材料。中国没有理由在证据形态日益数字化的今天，反而对电子证据采取歧视性态度。

　　辩护律师的阅卷权绝非程序性小技，而是具有宪法位阶的基本权利。它直接关联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宪法权利（《宪法》第一百三十条），是程序正义的基石。当律师无法复制光盘证据时，意味着：

　　1.质证权被虚化。律师只能在法院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观看视频，无法逐帧分析、无法与技术专家共同研判、更无法在庭前准备中精准定位关键节点。

　　2.辩护准备权被剥夺。电子证据的专业性要求律师必须借助外部技术力量进行鉴定分析。但只看不拷的政策，使得律师无法将数据交由声像资料鉴定专家进行噪点分析、剪辑检测、完整性校验等技术工作。这无异于让医生看病却不准拍X光片。

　　3.程序监督权被架空。同步录音录像的核心功能是监督侦查行为合法性。如果律师无法复制保存，一旦原始数据意外损坏或技术故障，辩方将完全丧失证明侦查违法的可能性。实践中已出现多起律师刚提出复制申请，光盘就恰好无法读取的案例。

　　在缺乏明确上位法禁止的情况下，各地司法机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明了五花八门的限制理由：

　　1.保密遁词型。某地中院刑庭庭长曾在律师座谈会上表示：讯问录像里有侦查策略、有线索来源，复制出去泄露了怎么办？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万一传到网上，我们怎么向领导交代？这种将保密无限扩大的做法，混淆了侦查秘密与程序性证据的本质区别。事实上，GA/T 756-2021《法庭科学电子数据收集提取技术规范》已明确要求对电子证据进行哈希值计算以确保完整性，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泄密风险。

　　2.技术困难型。有的法院声称我们的电脑没有光驱系统不支持外接设备怕中病毒。这种理由更显荒谬——在2025年的今天，一个无法读取光盘的法院，如何履行其数字化审判的职能？更讽刺的是，这些法院在电子卷宗建设中投入巨资，却对最基本的读取设备无能为力。

　　3.权力傲慢型。某基层检察院案管中心主任曾对律师说：我们这是内部规定，领导说了不能拷就是不能拷，你可以去投诉，但别指望能拷走。这种赤裸裸的内部规定优于法律的逻辑，暴露了司法权运行的任性。

　　中国法院系统在电子卷宗建设上高歌猛进。2022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推进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杭州互联网法院更是建立了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平台。然而，在电子证据的调取管理上，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对内：法官可以在内网系统自由查阅、标注、分享所有电子证据，包括音视频文件；

　　对外：辩护律师却面临三不准——不准拷、不准拍、不准录。

　　这种内外有别的双轨制，实质上是将律师视为潜在泄密者而非执业权利主体。某省高院2023年出台的《电子卷宗管理细则》甚至规定：辩护律师查阅音视频证据时，应由书记员全程陪同，不得使用任何摄录设备（内部文件，未公开）。这种人盯人的防范措施，将辩护律师的执业行为降格为参观考察。

　　当律师依据《刑事诉讼法》据理力争时，部分司法机关又玩起了变通游戏：

　　1.限时查阅。规定每次查阅不得超过2小时，超时需重新预约。有的律师为看完一起涉恶案件的50小时讯问录像，前后跑了20多次法院。

　　2.指定设备。只允许使用法院提供的播放器，而该播放器可能被设置为防录屏模式，甚至无法暂停、回放。这相当于只允许律师看直播，不准点播。

　　3.高额收费。虽然最高检明确规定律师复制案卷材料不收费但有的地方将光盘复制包装成技术服务，收取每盘200-500元的数据导出费。

　　4.选择性提供。只提供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录像片段，拒绝提供全程录像。律师无法判断片段是否经过剪辑，完整性无法验证。

　　2021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是这场争议的风暴眼。该条规定：对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辩护律师申请查阅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未明确赋予复制权。

　　这种只阅不拷的立法表述，被许多法院视为尚方宝剑。然而，这一理解存在致命缺陷：

　　第一，该解释将录音录像单独列明，恰恰说明其属于证据材料，理应适用第三十八条查阅、摘抄、复制的完整权利组合。仅因担心舆情风险就剥夺复制权，属于典型的因噎废食。

　　第二，该规定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12年修法说明中明确指出：增加电子数据拷贝方式，是为了适应信息化时代证据形态的变化，保障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立法档案）。最高人民法院的限缩解释，实质上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僭越。

　　第三，与公安部GA/T 756-2021标准存在内在冲突。该标准要求在电子数据提取时必须计算哈希值以确保完整性，而如果律师无法获取副本，如何验证控方提供的光盘是否经过篡改？这种制度设计为证据造假留下了空间。

　　在缺乏明确法律禁止的情况下，各地司法机关的内部规定成为限制律师权利的主要依据。这些内部文件呈现出三个特征：

　　1.秘密性。大量口头规定内部掌握，律师无法获取书面文本，更无从申诉。

　　2.扩张性。将国家秘密侦查秘密无限扩大，甚至将被告人的供述内容也纳入保密范围。

　　3.违法性。某市检察院2024年《电子证据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对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同步录音录像，辩护律师要求复制的，须经检察长批准。这一规定直接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属于典型的下位法违反上位法。

　　GA/T 756-2021作为公安部发布的行业标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十分尴尬：

　　效力层级低。它仅是推荐性标准，法院可以参照适用，但并非强制。

　　适用范围窄。标准主要针对侦查阶段的收集提取，未涉及审判阶段的证据开示程序。

　　缺乏配套规则。即使有哈希校验等技术要求，但没有规定律师如何获取哈希值、如何申请重新校验等程序性权利。

　　这种技术规范与诉讼程序的脱节，导致GA/T 756-2021中关于完整性校验的先进理念无法转化为律师的权利保障机制。

　　部分司法机关拒绝复制的技术理由是：电子数据容易被篡改，复制后无法保证完整性，不如在法院观看安全。这种观点混淆了技术可能性与制度保障两个层面。

　　事实上，哈希校验技术早已成熟。根据GA/T 756-2021标准要求，对导出的证据数据文件必须计算哈希值。MD5、SHA-256等算法可生成唯一数字指纹，任何微小改动都会导致哈希值剧变。这一技术已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区块链存证平台得到成功应用。

　　但现实中，这些措施一项都没有实施。所谓的技术顾虑，不过是权力任性的遮羞布。

　　防止泄露、保护侦查秘密是最常被援引的理由。然而，这一理由完全经不起推敲：

　　首先，保密义务已法定化。《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秘密负有保密义务，违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意味着律师复制证据后的保密问题，已有完整法律规制，无需司法机关额外设限。

　　其次，风险与权利不成比例。以可能泄露为由剥夺复制权，相当于因担心司机肇事而不准所有人考取驾照，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在普通法国家，辩护律师获取电子证据副本是常态，并未导致严重的泄密问题，反而通过严格的保密规则和职业惩戒机制实现了平衡。

　　但司法机关选择了一刀切的禁止复制，这种懒政思维本质上是对辩护权的恐惧和不信任。

　　讽刺的是，中国法院在电子证据的存证环节高度重视技术保障。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年即认可区块链存证效力，要求电子数据必须上传哈希值分布式存储防篡改。但在取证环节，却拒绝让律师使用同样的技术手段保障权利。

　　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出司法技术的工具化倾向——技术被用来强化国家权力对证据的控制，而非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当技术成为权力的延伸，程序正义便让位于技术官僚主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核心在于确保庭审的实质化。然而，光盘禁令使得大量关键证据无法进入实质质证程序。律师在法庭上只能凭记忆描述录像内容，无法精确指出讯问笔录与录音录像的矛盾之处，导致庭审流于形式。

　　某涉黑案件庭审中，律师指出被告人第5次讯问录像显示侦查人员存在指供、诱供行为，但因其无法提供录像副本供法庭核实，法官以无法确认真实性为由不予采信。这种证据在案卷里，但权利在案卷外的现象，让以审判为中心成为一句空话。

　　数字时代本应为控辩平等提供技术可能，但在中国却走向了反面。侦查机关可以利用专业设备对电子证据进行深度分析、恢复删除数据、提取隐藏信息，而辩护方连基本的数据访问权都被剥夺。这种数字鸿沟导致控辩双方在证据质证能力上的天壤之别。

　　更严重的是，一些检察机关利用技术不对称优势，对电子证据进行选择性提取——只提取对被告人不利的片段，而将有利于被告人的数据技术性地忽略。由于律师无法获取原始数据，这种暗箱操作难以被发现和制约。

　　近年的冤假错案中，多数存在刑讯逼供导致的虚假供述。同步录音录像是防范刑讯逼供的最有效手段。但光盘禁令使得这一制度设计形同虚设。在某再审改判无罪的张氏叔侄案中，原审卷宗中的讯问录像因技术原因无法读取，律师多次申请复制未果，最终导致刑讯逼供事实未能查证。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工作报告中承认，在审查的刑事案件中，有12.3%的讯问录像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问题。如果律师能够复制保存，至少可以为后续申诉保留证据。但现实是，大量录像在案件审结后按规定销毁，冤案者连证明清白的机会都被剥夺。

　　光盘禁令还导致律师界出现反常现象：一些律师为避免触怒司法机关，主动放弃复制申请；另一些则通过私人关系暗箱操作，以非正规渠道获取证据副本。这种潜规则盛行，严重侵蚀了律师职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破解光盘困局的首要任务，是重塑电子证据管理的核心理念。必须明确：

　　1.电子证据首先是证据，而非国有机密。除法律明确列为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凡作为指控依据的证据，都应纳入律师阅卷权范围。

　　2.技术是中立的工具，而非权力的延伸。哈希校验、区块链存证等技术应成为保障证据真实性的手段，而非限制权利的理由。

　　3.辩护权是原则，保密是例外。对电子证据复制的限制，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且需经过法官的司法审查，不能由侦查、检察机关自行决定。

　　规定辩护律师有权复制所有电子证据副本，包括光盘、硬盘、手机数据等。仅在涉及以下情形时，可由控方向法院申请限制：泄露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可能暴露特情、卧底警察身份；可能引发针对证人的报复。

　　要求控方移送电子证据时，必须一并提供官方计算的哈希值；建立国家级电子证据哈希值备案库，供律师核验；允许律师聘请技术专家使用开源工具进行独立验证。

　　制定《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调取技术指引》，明确：对涉及敏感内容的证据，可采用加密传输、数字水印等技术；律师复制后需签署保密承诺书，明确泄密法律责任；建立违规泄密黑名单制度，但不得因此剥夺整体权利。

　　1.证据排除。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的电子证据，予以排除。

　　2.程序违法宣告。在判决书中明确宣告侦查、检察机关限制律师复制权的行为违法，作为上诉理由。

　　3.纪律惩戒。对承办人员依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给予相应处分，并纳入司法质量评价体系。

　　借鉴澳大利亚经验，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建设全国统一的刑事电子证据开示平台：控方将电子证据上传至平台，系统自动计算哈希值并区块链存证；律师通过执业证书实名认证后，可在线申请访问、下载；平台记录所有访问日志，实现全程可追溯；对敏感证据设置沙箱环境，允许在线分析但限制下载次数。

　　1.保密义务的具体化。在《律师法》中明确，泄露依法复制的电子证据，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执业证书并追究刑事责任。

　　2.技术培训常态化。司法行政部门应将电子证据处理技术纳入律师继续教育必修课程，提升律师队伍的专业能力。

　　3.技术专家辅助制度。允许辩护律师聘请技术专家参与电子证据审查，专家费用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2026年的中国，天宫空间站正进行新一轮科学实验，嫦娥探测器在月球背面工作，量子通信网络覆盖京沪干线。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却因一张小小的光盘而步履蹒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光盘禁令的本质，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不是保密问题，而是信任问题；不是操作问题，而是理念问题。它折射出部分司法机关对辩护权的深层恐惧，以及对技术理性的误读与滥用。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的不是更先进的加密技术，而是更坚定的权利意识；不是更严格的内部规定，而是更开放的司法态度；不是更复杂的审批程序，而是更清晰的法律规则。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数字时代，电子证据的复制权不是律师的特权，而是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生命线。剥夺这一权利，等于在数字时代对被告人判处了程序性死刑。

　　让光盘里的沉默的羔羊开口说话吧！这不仅是对律师权利的尊重，更是对法治信仰的坚守，对程序正义的捍卫。技术应当成为照亮暗的明灯，而非构筑权力壁垒的砖石。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

　　李靖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刑事证据法学。目前，一方面主要致力于为网络游戏相关产业提供刑事辩护以及合规服务，例如跨境赌博犯罪、网络数据安全犯罪等。另一方面主要从事“涉性犯罪”的辩护与研究，仅2023年上半年已经成功为5例涉嫌罪案的蒙冤者争取到了撤案或者不起诉的良好结果，近期也收获了检察院法定不起诉和法院判决无罪的理想裁判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通过办理大量虚拟币（USDT/比特币等）相关犯罪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